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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P: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学界新闻www.hlmsw.cn,朴妮曼

时间:2021-04-05 来源:荨默文学网
 

  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要放下心态来先抓改革,改革是会带来收益的。

  我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比如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第一,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第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从陕西最好的癫痫医院在哪生产率低的农业到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的流动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2014年是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目前已进入三季度末期,如何客观认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力?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又是什么?

  对此,上海证券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P。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

  “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蔡�P说。

  高增长之后减速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上海证券报: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投资不旺,内需继续乏力。微刺激下的中国经济增中国癫痫最好的医院长减速好像已是现实。对此,您怎样看待?

  蔡�P: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大多认识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常态,并且至少从理论上都承认:这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减速,或者是短期的冲击现象。但是,在提出政策对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既是经济史学家,也研究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几位合作者,做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分析了所有具有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后发现,任何一个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在某一时刻要减速。后来经过归纳,“特定发展阶段”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平均起来大概是在人均收入17000美元。这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因为指标不同,再加上汇率因素,这些国家平均减速的幅度,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情况还太原到哪治疗癫痫要严重:从减速前七年平均6.8%的增速,下滑到了减速后七年平均3.3%,减速幅度达到一半以上。这是看到的所谓一般规律,其实只能叫平均规律。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按照自然趋势或者重力规律则还要继续往下减;第二,减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因此,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增长速度应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也就是不再强调一定要追求8%的增长速度。

  上海证券报:您刚才提及,在提出应对之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蔡�P:是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需求方因素大部分情况都是短期的冲击性因素,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增长能力来解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表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丰富兰州哪些癫痫医院好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受到的制约则转变成了需求方因素,就是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如果中国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其经济就会“撞墙”。这么大的国家撞到的可不是普通的墙,而是GREAT W(长城)。他是一贯唱衰新兴经济体的。针对他所讲的消费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消费是一个结果,不应该作为原因提出,去抓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所以,林毅夫教授提出了要推动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我认为两个人讲得都有道理。中国长期需求方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一直是不平衡的。先是过度依靠外需,随后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贡献还不大。所以,克鲁格曼讲的是长期的需求平衡问题。而林毅夫讲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和新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投资中。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后我们会面临储蓄率下降的问题,所以他的观点不仅对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都是具有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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